滨州思旅——“老北镇纪事”
“老北镇”纪事
人的视觉是有盲点的，最容易忽略的往往是身边的事——题记
小时候的印象中，“北镇”是个非常大且很令人向往的“城市”，正如传说中的一个笑话，说有个大人领孩子到北镇，孩子看到“城貌”后问大人，这是北京吗？大人笑答，这是北镇，济南才是北京来。笑话固然有演绎的成分，但那时乡下的孩子如果能到北镇转一圈，就很可能成为骄傲的资本的。
那时候父亲在北镇工作，与其他孩子们相比，我便有了去北镇的先决条件，尤其到了“麦秋”两假，便是我最期待的时间了。
北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大集”。在现在的“五四”转盘附近，沿现在的黄河二路向东西延伸、渤海五路和渤海六路南段就是原先大集的所在地。现在的荷花湾广场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积水潭，每逢时令的确有洁白的荷花和碧绿的荷叶相映其间，池边的荷叶是会被孩子们采光的，因为那是“打包子”最好的包装，被荷叶包装的包子保温且不变味，用一根纸线捆了提在手上，晃来晃去的算是大集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沿池边周围错落无致的摆满了各类“买卖”，有打铁的、卖布头的、耍猴的、卖膏药的、卖老鼠药的、剃头的、炸油条的、打水煎包的、卖水果的、卖甘蔗的、卖开水的、卖狗的、卖花生的等等，丁丁当当敲击农具的声音、狗无奈的狂吠、呼呼哒哒烧开水拉风箱的声音、耍猴的唐锣声夹杂着各种声调各种频率以及极具行业特色的叫卖声，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世间万象图，假设你站在池塘的中央向四周瞭望，一定是一幅活生生的现代“清明上河图”。
记忆最深的要算是露天打铁的铺子，往往是一老一少师徒俩，师傅手持一把小锤，身上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闪闪发亮的棕色围裙，铁砧对面站着一位手擎大锤的壮士小伙，小衣襟短打扮，火红的脸庞疙疙瘩瘩的肌肉。最令人叫绝的还是师徒二人工作时的那种默契，一块通红的铁块被夹放在铁砧子上，一曲好似流传了千百年的“敲击乐”便隆重开奏了，小锤大锤像循着一本古老的乐谱，炉火在熊熊燃烧，那极符韵律的节奏敲打在火红的铁块上，师徒二人像是劳作又像是舞蹈，等到成型的铁器被按入冷水，随着“呲”的一声一股青烟腾空而起，那就是这曲打击乐的休止符了。
一分钱一碗白开水，五分钱一个水煎包，满脸胡子茬的乡下人坐在摆有小方桌的帐篷下面，边吃边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一幅若有所思的表情。到了吃饭的时候，父亲照例给我买上几个水煎包，就这一碗带辣椒的豆腐汤吃了，父亲高兴了还会给我买上半斤花生，甚至给我五分钱放到耍猴人的帽子里，算是满足了我的一个虚荣。记得北镇的“三八”大集后来搬到了渤海六路中断的“新兴市场”，再后来又挪到了现在的郭集，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变迁，有些行当已经消失，可是在“赶集人”的心目中，这个年关前“最后”的集市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提起原先设在如今渤海七路中段的“东风理发馆”和“三八商店”，现在的滨州人多少都会有些印象，那时“国营”这块牌子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里面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虽然有些严肃，但技术绝对是一流的，即使到了现在，那些分散在各处的老理发员们一提起当初的“老东风”来，依然是一幅骄傲的神情。
看三八商店服务员卖东西是一种享受，记得有一位年长的男服务员抓糖块，只要你报出斤两，他抓出一把往盘子秤上一放，顶多也就是一两块的微差，从上称到包装到找零十几秒钟搞定，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说起老北镇，自然会想起流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镇“八大怪”来，版本不少，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有这样几“怪”，马路上面黄土盖、大楼盖的腚朝外、马路葫芦不盖盖、烈士陵园谈恋爱、穿西服没领带、电话不如跑得快、十个苍蝇一麻袋、三个蚊子一盘菜。这些顺口溜乍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能说明当时北镇的落后状况。那时这座沿黄的城镇每遇春天的季风期，偏南风裹挟着漫天黄沙铺天盖地而来，不但马路上面，就连人的耳蜗都不能幸免，于是爱美的姑娘们便将一块彩色的纱巾蒙在头上，成了北镇“春天的表情”；所谓大楼背对马路说明那时候人们还没有一点商品意识，不像现在都把一楼的北墙砸开当沿街房出租；
马路葫芦的盖子隔三差五的就会被盗，说明那时的治安状况令人堪忧，本人就有把自行车骑进下水道口的尴尬经历；最有意思的是“烈士陵园谈恋爱”这一怪，当时北镇尚无一处公园更别谈酒吧咖啡厅了，这就给热恋中的年轻人出了难题，于是乎“爱不择路”的年轻人们便选择了烈士陵园这块“安静的地方”，还有一个晚上散步的老太太被恋人吓昏的传说，“案情”不详，若细想也在情理之中；西装流行在北镇的时候算是“枳”寓意了，不戴领带可能是因为麻烦或是不太懂西礼的含义，而手摇话机那时候算是时髦的玩意儿了，转接的时候占线也在情理之中，至于蚊子苍蝇的个头的确有些夸张，那时候几条臭水沟横穿城里，杂草丛生臭气熏天，自然的就成了蚊子苍蝇孳生的乐园。现在这八大怪说起来好像是笑谈，但大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都能有所会意的。
到了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应该属“红星电影院”和“白花剧场”了，一毛五分钱嗑一包原味的瓜子儿，坐在熙熙攘攘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的确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记得在影院看的第一场电影是《甲午风云》，回家后和小伙伴们绘声绘色的描述电影里的某段情节，说邓世昌太勇敢了，即使死了以后还在水里驾驶轮船撞击敌人，其实那是电影的一种蒙太奇式的表现手法，可我竟然把同伴们说的唏嘘不已，足以印证当时我的表述能力（嘿嘿）。世纪初电影院拆迁的时候我和报社的一位记者朋友亲眼目睹了大门倒塌的过程，并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好几天心里都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白花剧场一般是演戏的，主要的剧种是京剧和吕剧，记得有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和父亲是朋友，每逢精彩剧目上演，父亲都带我去看，到门口的时候父亲还拿出一个准备好的小纸片假装戏票，王叔叔还真的撕去一个角放行，心照不宣的默契令人“佩服”。开始对哼哼唧唧的表演很是厌烦，不等散场就会进入梦乡，可架不住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于是就学会了里面很多的唱段，并且能有模有样字正腔圆的唱上几段。
父亲当时被外派在一棉工作，也就是原先的青岛国棉六厂，对面就是著名的“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那时候人们习惯的称“青医”，一排低矮的又破又旧的二层门诊楼算是那时候本地最高级的医疗机构了。父亲当时就住在东面的“利群旅馆”里，现在好像是一个计算机学校。父亲爱喝酒是小有名气的，晚上吃饭的时候总爱喝上几盅，记得有一天几个外地的朋友来找父亲，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说起要买两瓶茅台酒喝，于是有一位叔叔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当时的北镇百货商店去买，位置好像是现在的华联商厦北端，可是到店里后服务员说是凭票供应，那位叔叔拿不出票，就说能否加上两元钱给一瓶，服务员到后面呆了一会回来就卖给了那位叔叔一瓶，十元钱一瓶贵州茅台，现在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一次是晚饭后父亲领着我到影院附近散步，忽然看到那个商店满前站着一排人，约摸有20多位，于是父亲就领着我站到队伍的最后端，当时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做啥，就探头探脑的往前面看，直到排到了我们这里，看到父亲交了几毛钱后端起一个很小的酒盅一饮而尽，品咂有声且意犹未尽，方明白这些人是在喝茅台酒，父亲说三毛钱一盅，来这里排队的人都是喜欢喝几盅的，但又买不起成瓶的，八元钱一瓶的正宗茅台酒对那时候的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八元钱也基本上顶得上父亲一周的工资了。
自行车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往往还是一辆车子几个人借着用，记得有一段时间忽然兴起了骑破车子风，就是车子越破就骑着就越有派头，缘由不得而知，追想可能是因为一种狭隘的“侠义”在作怪，绝对是中了港台电影的流毒，以至于一听到后面有稀里哗啦的声音就赶紧躲到一边，生怕碰倒“侠客们”的无厘头袭击。
说起运动项目可能要首属篮球了，那时候在现在的体育局内偏东北的位置上有一座露天的灯光篮球场，经常地会有篮球比赛在里面打响，人声鼎沸的场面时有发生，记得当时北镇有几只水平较高的篮球队，有一棉队、邮电局队、运输公司队、军分区队等等，当时的水平和现在不能相比，但那时候的球市却能让现在的球迷们汗颜，球场内几乎场场爆满，助威呐喊的声浪响彻北镇夜空，最酷的要属那个满场飞奔的裁判员了，名字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一个名冠北镇的外号叫“小北镇”，好像是工会的一名知名裁判员，其滑稽而认真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引来阵阵掌声和笑声。父亲也是球迷，经常带着我去看球，现在之所以对篮球仍然痴心不改，可能是受到了当时那种气氛的影响和熏陶吧。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原先的北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是年长怀旧的因素在起作用吧，时不时得还会想起原来的老北镇，想起那时的人和那时的事儿，而记忆却像一张磨损的光碟，变得支离破碎和断断续续，那个记忆中的老城正在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作为一名见证了老北镇变迁的老北镇人，能在茶余饭后在谈起她，也算是对历史的一种怀念吧。
